文化“走出去” 避免入误区
高级约翰·莱登认为，中西方文化存在差异并不重要，真正的问题是双方之间在无意的情况下可能会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引发一些负面的情绪。“比如说以翻译而言，我自己不可能把中文完全翻译成英文，如果我照字面翻译的话，肯定会出现很多文化上的差异。我要了解中国人说的内容，知道他们背后隐含的意思是什么，真正地把意思抓出来，再利用我自己对英语的理解加以翻译，确保英语世界的受众能够明白，避免误会。”约翰·莱登说。
外交学院院长赵进*建议更好地利用外部的力量，特别是发挥好知名人士的作用，来促进双方之间的沟通。他回忆起自己在担任驻法大使期间，陪同时任法国总统的希拉克参观了中国古代珍品山水画展。希拉克突然问他喜欢哪一位画家的作品，并告知赵进*，他钟情于石涛。赵进*想知道为何希拉克对石涛感兴趣。后来才知道，著名的法国华裔作家程抱一当时刚刚用法文发表了一篇介绍石涛的文章，引发了法国艺术界的热情关注。
“这表明，开展国际文化交流，需要重视各方资源，包括华侨华人、留学生，都是重要的力量。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作为。”赵进*总结道。
要走出去的不仅是中国文化，还要有中国人
正是由于中西方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在推进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要开动脑筋，有的放矢，讲求方法与策略，追求传播的有效性。
英国48家集团副主席、剑桥李约瑟研究所董事麦启安建议中国调整对外文化传播的策略，加强“国际声望管理”。这至少要力求实现六个角度的转变：从事实为主线转向价值为主线，吸引受众；从单向宣传转向双向互动；从强调宣传主体单方转向同时着重主体和意向合作机构多方；在语境上，从中国文化语境转向目标受众所在国文化语境；对于相关材料的处理，要从中文直译转向地道外语；在团队人员构成上，放弃中国人“单打独斗”的模式，而是要力促中外业界专家和公共专家相互携手。“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麦启安说。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贾磊磊表示，中国在迈向文化强国的历史进程中，需要将一种符合当代中国发展现实的文化形象，“植入”到我们的文化产品与文化表达方式之中。我们现在需要建构与传播的是能够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文化形象，而不仅是那些深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静卧在博物馆里的古董，沉睡在古籍中的文字。它们是文化遗产，应该予以保护，但不能够作为这个时代的文化标志来推广。
赵启正还特别指出，中国文化在“走出去”的途中要重视人的因素。他说，文化“走出去”，多数情况下指的是中国的文化产品“走出去”，但有一部分是经常被忽略的，那就是由于人走出去了，文化也跟着人而“走出去”。这个部分不是由图书、电影这样的载体来表达的，而是由活生生的自然人来表达的。中国目前每年出境的人数接近1亿人，他们在演绎着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中国文化。所以每个中国人在传播着中华文化，都是中国的文化“大使”。
不善于利用新兴媒体不行
一个电视节目，如果单纯地在电视台播放，覆盖率可以维持17%；一旦与互联、智能手机等整合起来，受众覆盖率则可以高达90%。同样，一则户外广告的覆盖率大概是13%，而与互联相对接，则可飙升到88%。谷歌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刘允以这组数据表明，文化“走出去”不可忽视新兴媒体的力量。
他发现，中国文化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太善于利用新兴媒体，“我们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没有及时地出现在最核心的时间点上。利用好新兴媒体对受众的了解，对受众进行更为精准的传播，可能是接下来文化‘走出去’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技术上的支撑点。”
贾磊磊也倡导努力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化表达。他说，不能够期望现代人都去学会了古代语言再去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在传播媒介高度发达的多媒体时代，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需要进行升级换代，如用活动影像替代书报杂志，用彩色图像替代黑白文字，用流动的互联替代静态的印刷品。他特别强调是“替代”而不是“取代”。
“在文化传播方式上不能出现‘时代落差’。”贾磊磊说。